电影

导演范俭:纪录片的“电影感”从何而来?

  这是著名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中的一个场景。片中主角,中国传奇女诗人余秀华正对着镜头发问,而发问对象范俭,正是该片导演。

  很多纪录片创作者,会在拍摄过程中刻意避开与拍摄对象的交流互动。但范俭并不避讳。他认为“任何纪录片都是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交往所产生的情感共鸣,这是一种化学反应”。这种共鸣来源于二者真实生活的互动、精神世界的交流、人性火花的碰撞。“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赖,一种由交往所建立的信任,而交往本身是要投入真心与情感的”。只有当拍摄者与拍摄对象建立了这种信任,才能捕捉到坦诚真实的交流表达。这种状态需要双向的互动才可达成。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范俭对拍摄者与拍摄对象的关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创新型记录视角,离不开其早期在北京电影电视学院的学习经历、在中央电视台期间的工作阅历以及对作品传播的双向思考。

  2016年11月,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进行全球首映,得到各国观众的强烈响应。

  在前期选题上,范俭表示,他希望在纪录片中体现一种人类共通的价值,不论受众处在什么环境背景下都能看懂,理解作品阐述的文化内核。即“我或许从没经历过,但我依然能感同身受”。范俭希望拍摄这种具备普世价值观的纪录片,不拘泥于国籍、宗教,能让所有观众获得思维碰撞与价值共鸣。它有着巨大的传播潜力。

  范俭在选题筹备中关注“人”这一要素。“人”是纪录片的内核,是一切情感表达的开端。他可以指代一个人、一群人,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的反映出一个家庭的酸甜苦辣、一个社会的生活现状、一个国家的迭代兴衰。关注个体,洞察其中隐藏的普世价值观。以人为本,从一个单独的个体出发,最终回归全部个体。如何带着观众一起走进余秀华的世界,范俭选择的镜头视角是对等,是平视,是双向理解,是文化碰撞,更是价值共鸣。

  03到06年,范俭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攻读,专门研究纪录片拍摄。三年的学习,让他对纪录片拍摄有了新的认知,与此同时他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纪录片也是电影。在他的准则里,纪录片也是可以用镜头语言散发诗意魅力的存在,它不拘泥于电视纪录片的叙事方式、不局限于单向的旁白自述,不限制于业内的圈层文化。

  《摇摇晃晃的人间》中,诗人余秀华将生命寄托给“诗”,用文学辞藻讲述境遇,用美学语言诠释人生。电影纪录片也是如此。范俭表示,极具意象的视听语言更适合大银幕,也呈现出人物的内在世界,表现其深层的情感内核。这种作品的制作风格便是范俭所强调并一直坚持的纪录片“电影感”。

  “首先要考虑媒介,电影纪录片的首选媒介是银幕”。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器材的选择、拍摄的技法、镜头的运用和叙事脉络的规划。这就意味着纪录片的创作思维要从媒体创作思维转变为电影创作思维。

  有关电影纪录片的叙事,范俭表示“纪录片和剧情片,讲故事的基本框架,或者说套路,都是相通的。”但毕竟现实生活没有脚本,纪录片导演需要在拍摄伊始就清楚叙事需求、了解人物动向、洞悉情感变化,从而预判故事走向,进而在实际拍摄中及时调整。范俭表示,“要在现实生活中梳理出脉络,用电影的叙事理念构建纪录片的叙事结构。掌握这种能力,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和观察学习”。

  但电影纪录片并不需要拘泥于叙事。“能让观众看下去的电影,不只是有叙事这一种语态形式。也有其他语态形式的电影,它或许没有很强的叙事脉络和逻辑。比方说张大磊拍的电影《八月》,它就是散文语态的。

  那么我觉得纪录片也可以用不同方式讲故事,有些纪录片,也许只能是那样一种方式。比方说我去年拍摄的系列纪录片《十年:吾儿勿忘》第二集《十年与一日》,就没有很强的叙事。角色几乎每天都在重复,是规律到有些机械的生活状态。一开始我觉得拍起来很难,因为没有变化。可你仔细看,每天又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其实这种重复,本身是有意味的。那么,当你去重复这种不完全相同的“重复”时,就会觉得这是影片结构的一种新的可能。所以后来我就拍那种所谓的“重复性”,做出了很有意思的片子。

  “所以说还是要多尝试,我会依据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创造新的可能性”。

  所有影视作品的灵感皆来源于生活,在生活中找镜头,在镜头语言中带入普世价值观,这就是电影纪录片的魅力。

  理想与现实不可兼具,是因为大多数影视创作者无法平衡作品的原创性和商业性。或因融资问题,改变作品初衷;或因资本力量,转换脚本思路。有些纪录片人追求个体独立性,他们鲜少同机构、企业合作,在融资上踌躇取舍。有些纪录片人追求商业投资回报,他们同商企合作,满足市场需求,在融资上游刃有余。

  纪录片的制作是一项时间轴长,且打磨人心性的工作。它包括前期选题筹备、中期落地拍摄、后期配音剪辑以及作品宣传等工作。一人之力难以完成这浩大的“工程量”,此时团队的配合至关重要。以作者型长纪录片的现场拍摄看,范俭团队以四人成团为基准,职能分别为:导演、摄影、录音以及摄影助理(部分情况一人兼数职)。人数虽不多,但胜在精。算上后期人员协作配合,长片型纪录片的制作,整个流程下来,预计周期2-5年。

  范俭并不是自己一个人独立做片子,他有专业的团队,每个人承担着不同的职能角色,致力于共同目标。正因为有团队的存在,他才能为自己留下更多的时间,专注于作品创作、独立思考。从这点上看,他在与商业体系、纪录片工业体系的共同协作中,达成了“共赢意识”,是一名带引号的“独立纪录片人”。

  2009年,范俭带着《活着》的片花参加广州纪录片大会(现“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参加大型提案会。通过当时的提案会,范俭结识了NHK、半岛电视台的编辑并在后续同其达成合作,结为好友。这趟提案之行是范俭创作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他结实到更为广阔的人脉,也拓宽了眼界。

  后续十多年间,从提案合作到组建团队,范俭在拓展自身对纪录片认知的同时,也加深了对纪录片工业体系的了解。他表示,“一步一个脚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看似无用之事,在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都有可能成为前行的助力”。于提案大会而言,其平台背后的工业体系很大。“这部分还是有接触的必要,除去融资,还能拓展人脉关系。这其中或许就有赏识你的伯乐与未来携手闯荡的盟友。这些资源将潜移默化的在今后的道路上,帮助你提升自身作品的国际性与专业性”。

  提到纪录片岗位的选择,青年纪录片人大多倾向于导演。但其实,纪录片领域的很多环节都缺少专业人才。范俭表示,“相较于国外相对完善的体系,国内的纪录片工业体系有待发展。导演虽多,但纪录片领域里从事摄影、剪辑、录音等专业工种的人却很少。实际上这些工作岗位是非常重要的,不论是创作、制片还是发行,我们都缺乏能够与国际接轨的专业人士”。他鼓励青年纪录片人多尝试不同工种,全方位发展。

  “对于青年纪录片人来讲,要打开眼界,知道世界是什么。你只呆在一个固定的语境下,就永远都不知道世界是什么,千万不能坐井观天。你需要去到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些平台、活动、电影节,去结识全世界最有创意的电影工作者们,去建立你的social network,而不是局限于只跟某一个地方的人打交道。当然了,前提是你得先把英语学好。语言这一关都不过怎么去认识世界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基础的,也是特别紧迫得需要去学会和面对的,因为我知道国内的高校大多不会教这一部分的内容。

  十几年前,我去到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节,我发现(入围)那里学生竞赛单元的片子,一半多是欧洲的。这些片子有着非常成熟的电影观念,好像导演生来就是做电影的材料。我们跟他们的差距非常大。所以当时我就感叹,我们在中国的电影院校里都学习了什么?直到差不多10年之后,我才看到偶尔有一两部中国的学生作品进入到阿姆斯特丹的学生单元,但质量上相对较弱。

  世界各大电影节的活动有很多,对于青年纪录片人来说,有不少走出去交流学习的机会,应该去到世界各地跟电影工业的同伴们交往。”

  范俭还告诫青年纪录片人不要为外在因素所诱惑,沉迷于“挣行业快钱”。一个行业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浮躁气息。青年纪录片人要衷于自我,做自己喜欢的原创内容,积极开发自己喜爱的题材,葆有初心。只有抵制诱惑,脚踏实地,同外界交流,彼此学习,才能在电影纪录片的道路上走得更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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