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看过电影活着 还有必要看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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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小说和电影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段,虽然可以讲述同一个故事,表现同一种精神内核,但是在相互转换的时候要保持着完全的一致难度是极高的,也就是说,任何一部小说要拍成电影都会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不同程度的改编。

  张艺谋在遇到好剧本的时候是一个可以表现出个性的导演(且不论这种个性对作品的影响),而余华的加入也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主题思想的不偏离,当然,还要考虑广电总局的审查尺度(事实上即使余华做出了改变结局这样大的妥协,这部影片最终仍旧因为“诋毁社会主义法制,诋毁政党执政能力”而没有通过审查),从以上几点来看影片的改编基本上可算成功,并且也受到了业内的认可(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全美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非英语对白电影等众多重量级大奖)。

  小说的基调无疑是沉重与黑暗的,这是主人公所在的时代决定的,也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人和命运的关系”这个主题的特性所决定的。余华说:“《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但我读过之后却并不认为在这个冰冷的天幕下覆盖着的是福贵与命运的“友情”,我看到的分明是抗争,是一个人为了原本就应该属于他的爱与温暖,而与命运所做的无法逃避的挣扎。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并不是像古典英雄史诗那样在于人的失败,而是这场争斗——无论对于人还是命运——最后根本没有赢家。

  而电影显然不能这么拍,一部主题阴暗的电影在中国是不可能通过审查的。所以在电影中,以福贵为代表的主人公们并不像小说中那样对一切苦难逆来顺受,而是始终在积极地寻求改变。最后的结局也是充满温情,福贵一家虽然历经苦难,但最终达到了他们一直以来所寻求着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实际上是战胜了命运。

  小说中可以充当着主角地位的“命运”在电影里披上了厚厚的政治外衣,这显然是受到了张艺谋“文革情结”的影响,电影中增加了大段大段的文革场景——不只是背景描绘,而是直接影响情节发展——人物的政治敏感度和小说中近乎出世的态度相比也有了极大的提高。从最后的效果来看,这种改编是成功的,在体现出张艺谋强烈的个人风格的同时也赋予了故事新的精神内核。

  电影中福贵的形象有着明显的葛优的特点,或者说,所有的改变都是依据着葛优的特点进行的。表演者影响角色,是电影的一个特点。葛优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赋予了福贵这个形象以新的灵魂。

  (1) 小说里的福贵不学无术,破产后只能种田为生。电影里擅长唱皮影,破产后做小买卖和唱皮影为生。

  (2) 小说中破产前的福贵飞扬跋扈,怪诞不羁。电影中弱化了福贵的叛逆,只是和父亲斗几句嘴,并不动手骂脏。

  (3) 电影中强化了夫妻感情,福贵只赌不嫖,也没有家暴,成为了一个有缺点但是爱护妻子的模范丈夫。

  (4) 电影去除了福贵和丈人之间的矛盾这一条线) 小说中福贵是个永远不会反抗的人,对所有负担都是逆来顺受。最明显的一点,在把家产输给龙二的时候,小说中并没有强烈反应,电影中加强了葛优的个性形象,在得知自己浮光家产的时候开始发疯。

  (6) 小说中福贵是个地道的愚昧的农民。而在电影中成了政治家,有着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包括为了一句“破坏大食堂就是破坏”而责骂儿子,为了表现“不落后”而把儿子送上绝路。

  家珍虽然不是出生名门但也是一个标准的封建社会培养出来的大家闺秀,有着一定的修养(不是学识)和气质,至少深知并恪守三从四德,并且很聪明,这一点从她巧劝福贵的方法上就能看出来。

  但是在电影中,巩俐把小说中贤良淑德的大家闺秀变成了有着一副市侩嘴脸的怨妇。她完全破坏了小说形象的气质,家珍不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而是俗不可耐。

  张艺谋给巩俐加了大量的戏份,但是却完全抛弃了这个形象真正的可爱之处。巧劝变成了唠叨,强行被拉回家变成了主动离开,凤霞也没有被留下来,她甚至会指使儿子去捉弄丈夫。我并不是说这种改编无聊无意义,但是这不可能是封建大家闺秀能做出来的事情。

  另外,在小说中,家珍是一个坚强的,甚至带有神圣感的女性,她的修养与品性,她的不屈与乐观,是中华民族女性的最难能可贵的品质。但是在电影中我完全看不到这些闪光点,没有了病痛的压迫于是体现不出来什么不屈和乐观,而在那些“符合人情常理的”唠叨与失控中,也完全见不到什么修养与品性。

  男性作家往往会把自己性格中的一部分——而且通常是美好的那一部分——隐藏在笔下的女性形象中,比如曹雪芹。我相信家珍也分担着余华的一部分灵魂。但是在张艺谋和巩俐的手里,家珍沦落为了一个小市民,一个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毫无品味的小市民。也许这样的人才与福贵更相匹配,但是这一点也不有趣。

  由于电影的整个背景从乡村改成了城镇,所以乡村生活的场景也就相应的改变成了城镇生活场景,而这种改变主要是由有庆体现出来的,比如有庆为凤霞出头,吃大锅饭的场景等。

  万二喜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由最底层的民工变成了工厂工人。 小说中表现的城乡冲突也被弱化了。

  小说中福贵的父亲平日里打骂福贵,但是等到福贵输光家产反而平静,自我反省,重于自责。电影里的设置相反:直接气死。这样使电影更为紧凑了,但是人物的丰富程度减弱了。这个形象由一个立体的人变成了一个概念。

  小说中的村长是一个灰色的复杂的形象。但是电影中把他简单化成为了一个被冤枉的“忠诚的战士”。受整的理由由小说中“怪诞”的因为没有而有,变成了含糊其辞。更容易令观众接受,但是深度被减弱了,而且,还是那句线、 沈先生

  从牛棚里找来大夫却被撑得不省人事。这是电影改编不多的亮点,用喜剧手法表现悲剧是张艺谋的擅长。

  电影把背景从小说中的偏僻愚昧与世隔绝的小村改成了张艺谋更熟悉也更方便于电影表现的城镇。

  2、 线) 小说是用回忆讲故事的手法来串联横跨几十年的情节,这种方法在电影上显然很难把握,于是张艺谋用了他最擅长同时也是最偷懒的方法——制作幻灯片。这种手法在《山楂树之恋》被发扬到了极致,并受到了行业内外的一致嘲笑。

  (2) 电影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皮影,这是小说中所不存在的,不过显然皮影的效果要比小说中的土地、泪水什么的跟适合于电影表现。

  皮影在很大程度上也象征着福贵的命运,在皮影被烧掉之后,一直积极着与命运抗争的福贵停止了反抗。最后,皮影箱里存放的新生命也象征着生命的传承。

  (3) 小说中陪伴有庆的一个意象——羊——由于电影对有庆形象的弱化而被舍弃。

  (4) 小说中有一个带有宿命感的意象——医院,几乎所有人都是死在那里的。但是在电影中被极大地弱化了。

  (5) 余华在韩文版序言里强调了眼泪这个意象的重要,但是在电影中这一点没有也很难表现出来。

  1、 小说中福贵是在为母亲买药的途中突然被抓了壮丁(并最终导致了母亲的死亡)。电影里是在唱皮影的时候被抓走的。

  3、 小说中福贵对共军毫无概念。但是小说用国共军官的表现经行了对比,电影中福贵和春生为共军表演皮影戏。

  4、 小说里愚蠢的炼钢变成了电影中真的练成了钢铁,目的由抢功变成了解放台湾。

  5、 有庆的死因。小说里是为了救县长的女人把血抽干了,电影里是区长倒车把墙撞到后砸死。

  8、 家珍一直以来的重病也没有了。凤霞死后她就该死了,但是她一直活着,而且身体倍儿棒 吃嘛嘛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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